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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这三年名列前十,基本排在第六到第七位,说明社会对医改的高度关注。但是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的政府、医药卫生战线的同志和老百姓对医改都有理解和认识、关注的点,由于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我也上网专门查了一下,譬如说老百姓关注医改,更多的是关注我的医药费到底能报销多少、能下降多少、能在各地就医并且同时进行报销吗?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基本药物能不能解决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什么时候有病了能够看到好医生,能够去大医院不排队挂到号。医务人员关注的角度就不一样了,作为公立医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政府的投入补贴何时能够到位,而不需要医院自己去挣钱养医院。医生作为一个高强度、高风险和高投入的职业,国家如何保证给予医生合理的待遇,使我们的医生能够有尊严的工作和生活。我们从网上摘到了不同的内容,看到不同的群体对医改都关注,但是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医改涉及到方方面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李立明: 今年政协开会的第二天,3月4号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参加了我们医卫组的讨论,在我们12位委员发言以后,总书记提到,医改关系群众的健康和千家万户的幸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其艰巨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对其长期性要有充分的准备,深化医改应该以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核心。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充分调动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加强公共卫生服务,预防控制严重威胁人群健康的重大传染病、慢性病、职业病,作为2012年的改革重点,这些对我们都是极大的鼓舞。所以,今天我们六位委员愿意和媒体的朋友们共同就社会关心的医改问题进行交流、相互沟通理解,争取形成共识,共同为我国的医改沿着科学规范的轨道,最终为老百姓人人享有健康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来努力。以上就是我的一段开场白,作为和大家沟通的一个开始。谢谢大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网记者: 我的问题是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请问吴明江委员,北京市今年将会推出试点实行医药分开,现在具体的方案还没有看到,但是很多老百姓很关注,这样的探索到底能不能真正根治看病贵的问题,医药分离之后,原来医院依靠药品提成所获得的这部分医疗卫生费用应该从何而来?这个数字非常巨大,这笔钱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补贴才会是比较现实、比较可行的?谢谢。吴明江: 公立医院的改革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改变以药补医的问题,作为公立医院来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是一个独立经济运行的实体。以药补医的政策应该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基于当时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财政非常困难,百废待兴,决定药品加成给医院以补偿。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没出现什么麻烦,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家越来越感觉到以药补医这个政策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这样的加成不能体现刚才立明委员提到的,医生、护士、医学科技工作者高强度、高风险、高知识,这样一个知识劳务的价值,而是要多卖药、卖贵药、多检查,这样一些不能体现或者说扭曲了价值的经济行为来补偿医院。吴明江: 这种价值取向会扭曲医疗行为,也会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也不利于我们国家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以,改变以药补医逐步形成共识,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巨大补偿的数字,应该很好地来测算、很好地来调研,作为我个人的意见,通过政府增加投入,通过调整医疗服务的收费价格,体现知识的劳动价值来得到补偿,这样增加的部分有的是政府投入,有的在医疗保险当中能够得到支付。当然,现在也在积极探索医疗付费方式的改革,比如说总额预付也好、单病种付费也好,这些都需要探索,这个过程还需要时间,但是总的走向应该是对的。所以,在2012年的安排重大家可以看到,对县级300多所医院能不能进行尝试,来完善这方面的工作。谢谢。北京晚报记者: 请问王执礼委员,在现在医改大背景下,您认为我国是否需要继续发展民营医院,发展民营医院的重要意义是什么?目前我国的民营医院发展比较缓慢,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您认为如何能够更好地促进民营医院发展?谢谢。王执礼: 这位记者提的问题也比较重要,因为在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来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到要引导、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尽快形成更加开放的、多元化办医格局。把社会办医、民营医院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是第一次。今年胡锦涛总书记有一个讲话,医疗属于人们的保障和关系到人民幸福生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由双方面来办,一是政府解决,同时也要动员、支持、鼓励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两个地方加在一起就能把这个事业办得更好。现在老百姓存在“看病难”的问题,比如一个最大的医院一天门诊有1万人,这里既有低保人群,也有中产阶级,都混在一起了,导致大夫压力非常大,一个大夫一上午看40、50个病人,一个人也就看2、3分钟。如果有社会办医,我们政府的财力还是根据我们的国力,美国、英国也做不到完全由政府办,我们国家可以拿一部分钱来增加老百姓的福利,减少老百姓在医保中支付的比例。王执礼: 另外,还能够覆盖边远山区,但是在城市中的大医院,如果由社会资本办的话,就会分流相当一部分国立医院的病人,使得在国立医院看病的病人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医疗照顾,所以这个方向还是对的,利国利民。因为这是一件新事物,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另外,民营医院也有一些问题,正是因为它的规模比较小。我认为今后国家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制定更细的细则。在这方面北京市政府做得不错,根据去年国务院第58号文件,国务院58号文件的题目是“进一步鼓励支持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这个文件定了18条,这18条规定,在政策、准入、监管、人才、学术地位支撑的评比上都给予比较公平的待遇,这样有利于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还会形成一个竞争的局面,以此也会进一步改善公立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水平。王执礼: 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今后我们国家还应该进一步在如何落实这个政策上下功夫,还要定更多的细则,让这个政策落地,有利于尽快形成我们国家多元办医的大好局面。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 我想问一个关于参保老百姓看病花多少钱的问题。卫生部部长陈竺曾提出,到2015年的时候,个人支付的比例要低于30%以下,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研究两年说,一个国家的个人卫生支付比重降到15%-20%才能够基本解决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我想问一下李立明委员,我们在降低个人支付比例方面做了哪些努力?下一步的医改是不是会着力降低个人支付比例?谢谢。李立明: 谢谢这位朋友提了一件非常关键的问题,老百姓也非常关注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现状还会长期存在下去,所以我们在医疗的保障体系、制度建设上,2009年开始的医改就为保证这样的保障制度和体系开展了大量工作。在这里我告诉大家几个数据,在2001年的时候,医疗费用负担个人支付要占到60%,指的是全国平均的,农村的比例更高,城市的比例相对低一点。到去年政府投入占到28.6%,社会占35.9%,而个人下降到35.5%,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李立明: 但是要实现这个过程,要靠我们医疗保障体系的建成,所以我们现在做了大量工作,在医改里四大体系建设,第一个就是医疗的保障体系,比如政府的救助体系,农村新农合、城镇医保,还有相应的一些补充险,这些制度的逐渐实施,对于我们逐渐推进和实现这个目标,我想是一步一步在往前走的,各级政府都会做出很大努力。至于政府采取哪些措施做,我们跟大家一样,也期望步伐能非常快、能够实现,但是制约的因素是非常多的。我们希望政府能和我们一起来努力,通过各种政策的落实来推进进程,尽早实现这个目标。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您能不能满意。谢谢。首都医药半月刊记者: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像北京市成立了医院管理局,迈出了管办分离的第一步,预约挂号、大幅提高医药报销比例,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但是在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的同时,作为医改的直接参与者医生这个群体的收入并没有明显提高,请问李立明委员、陈仲强委员,您二位作为医院的管理者,在医改中医生收入的制度设计是什么?到“十二五”末,一个中年组的主治医师年收入应该是多少?谢谢。陈仲强: 在整个医改过程中,目标是实现为患者提供方便、快捷、安全、可靠的服务,要做到这一点,医改的成功,调动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要通过内部管理机制的调控,所以我们就提出了整个薪酬分配机制的原则,按岗位、风险、贡献、绩效和谁参与、谁获益的机制,来调配整个分配方案。但要实行分配方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实行量化的考核,依此在2009年开始,全院推行了医务工作者,或者我们先行一步的,以教授、副教授以上为目标的医生考核,包括医疗、教学、科研、医德医风,还有其它工作综合考核情况来评定整个医生工作的好坏。从过去的分配方案来讲,以医院、科室两级的分配,深化向医院、科室、个人三级分配的考量目标,使这项工作更加以量化为基础,更加趋向以医生为导向的考核办法。这个办法推行以后得到了医务工作者积极拥护,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多劳多得,促进了他工作业绩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业务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也在不断完善、调整过去的分配方案。陈仲强: 刚才这位记者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作为一位主治医师他的年收入应该是多少,政府也没有明确给出答案,行政主管部门也没有给出标准,社会对这个标准的任职是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医院看法也是不一致的,对于我们来讲,保证医院良好的发展,有效维护患者的利益,充分调动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大家拥护,能促进医院的发展,我觉得这个薪酬体系就达到了它的要求。广东电视台记者: 请问陈仲强委员,您认为如何让公立医院回归它的公益属性,一方面可以减轻医生和医院的财务盈利压力,让医生可以更加专心看病,另外一方面,患者也不用担心,看一个普通感冒要花一两百元。谢谢。陈仲强: 首先,医生没有财务压力,我们从来没有给医生、也没有给科室下达收入指标任务,至少在我们医院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我想北京市卫生局也不允许院长在管理医院时这样做。第二,回归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对于整个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应该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宏观政策的制定、机制的制定,医院实现医疗卫生公益性的窗口,它是承担这项工作的。医院的公益性在这样的体制机制的运行下,保证这项工作的落实。公益性体现在若干方面,包括基本医疗服务、人才培养,特别是大型医院在疾病诊断标准的制定上,在疑难重症的研究诊治创新方面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对口支援的工作,这些工作应该说都是大型医院公益性的具体体现,这些工作功能的体现,也都是在卫生部门的领导下,在具体执行政策、落实的任务,通过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所体现出的公益性。土耳其世界新闻社记者: 我的问题是关于医疗卫生条件方面的,中国各方面发展都挺好的,但是一提到医疗卫生条件的话,就会觉得有疑问,包括三甲公立医院里卫生间没有纸,墙面也比较脏,也没有洗手液,因为我去过,所以就发现了这些问题,请问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谢谢。赵平: 谢谢你的问题,土耳其我也去过,到过你们的伊斯坦布尔,我想中国的医院在最近十年到二十年中,发展是非常快的。但是中国比土耳其大得多,就像土耳其一样,土耳其的北部也有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因此,我们不能每个医院都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和改善这种情况。我想,这种变化无论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外国的朋友,都看得很清楚。谢谢你的问题。俄罗斯阿尔发电视台记者: 我的问题是提给陈仲强委员的,据国内媒体报道,去年9月,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反映,住建部顶级部门研究中心近20多个专家,他们的医疗保险已经向卫生部、人事部、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反映过,但是十年了都未解决。我的问题是,怎样确保中国的医疗保险覆盖到每一个中国人,更不要说中央部委的顶级专家。谢谢。赵平: 有个概念的问题,在中国的公务人员都有医疗保障,不存在这个问题。具体到某个公务人员希望到某个医院建立一种合同制的关系,这是需求和供给目前有些矛盾,我想,这个问题跟医疗保障没有直接的关系。谢谢。成都广播电视台记者: 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地方媒体获得这样一个提问的机会。去年刚好我参与“走基层”的采访报道,去了成都最偏远的一个乡村,一个村级卫生站,在那里我感受到了,跟我印象中的赤脚医生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切身感受到乡村最基层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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